其中一位曾以小说创作为枪，将无数子弹射向社会现实的深处，又在抗日战争前后见证了的腐败，以剧本创作为刀，磨砺锋刃、斩向黑暗。

　　在创作《清明前后》之前，茅盾就一直活跃在文化抗战的前线月，途径西安的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偶遇周恩来和朱德，周恩来询问了他们离开新疆的经过，并欢迎他们随朱德一道赶赴延安。

　　当时，全国交通运输状况都比较紧张。为行进顺利，茅盾一家和张仲实随朱德的车队前往延安，并居住了约5个月。同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电报：希望茅盾到重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茅盾接受了这项任务，将一双儿女留在延安，就此与重庆结下深厚情缘。

　　1940年11月下旬，茅盾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重庆，他先住在化龙桥红岩嘴30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后搬至市中心生活书店门市部楼上，12月又搬至枣子岚垭的良庄。

　　好不容易安顿下来，茅盾立即着手开展文化抗战工作，《文艺阵地》复刊便是重中之重。然而，要在统治区实现复刊绝非易事，毕竟这本刊物曾因“触犯审查标准”被反动派警告，被迫停刊。

　　茅盾集合叶以群、沙汀、艾青、宋之的等人召开编委会议，决定将《文艺阵地》由半月刊变更为月刊，强调刊登作品必须“篇篇耐读”“皆有特点”。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徐伯昕费尽周折，从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弄来“审查证”；叶以群常到良庄，与茅盾商讨编辑计划、组稿及审定工作……合力之下，《文艺阵地》复刊号第6卷第1期于1941年1月10日出版。

　　为加强对延安解放区和执政的宣传，茅盾为复刊号撰写《风景谈》，在这篇小散文中细致描绘了解放区和谐、愉悦的生活场景，就连董必武看后也不禁感叹：“你写得很好！那些审查官低能得很，你谈风景，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随着《文艺阵地》复刊，各项工作渐入正轨。但正当茅盾在重庆文化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际，皖南事变打乱了他的规划。

　　由于政治形势紧张，周恩来建议茅盾去香港暂居一段时间。1941年3月，茅盾听从组织安排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开辟“第二战场”。此后茅盾重返重庆已是1942年12月，他寓居过唐家沱新村天津路1号，一直到1946年才离开重庆。

　　居渝离渝、颠沛流离，茅盾对在国统区发展进步文艺事业面临的挑战感受深刻，也坚定了深耕重庆文坛的决心。

　　出鞘之刀斩向黑暗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但本该迎来曙光的中国却因发动内战而陷入黑暗。

　　抗战胜利前夕，作为一名成熟的文化工作者，茅盾敏锐捕捉到萦绕重庆的紧张气息，“一看到那些专抢桌子底下的骨头，舐刀口上的鲜血的人们也是我的同胞，也有我的同业，我恨得牙痒痒地，我要声明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比公开的汉奸还要可恶”。

　　在激动情绪与友人鼓励的感染下，茅盾创作的首部，也是唯一一部话剧——《清明前后》诞生了。

　　《清明前后》取材于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1944年5月，举办所谓“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美其名曰抵抗通货膨胀，实则为了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1945年3月，财政部宣布黄金提价，事先获得消息的主管人员及官僚政客提前抢购、赚取暴利，案发后全国舆论哗然。

　　作品讲述了机器厂厂长林永清在抗战爆发后，原本打算将工厂迁至重庆，坚持生产，支援抗战，但却受到黄金投机买卖的诱惑，卷入黄金案中，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故事。

　　《清明前后》一经写成便被开明书店赶印成单行本出版，后在赵丹、徐韬等人的帮助下，于1945年9月26日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青年馆正式公演，观众愈来愈多，很快就场场爆满。据当年《新华日报》记载，截至当年10月18日，《清明前后》共演出30场，卖座率超过以往重庆青年馆上演的任何戏剧。

　　周恩来看了《清明前后》的演出后，向茅盾祝贺了剧本的写作和演出的成功，并称赞茅盾的笔“方向很准”。

　　反观反动派，排练期间检察官频繁审查暂且不论，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更是在密电中将《清明前后》定性为：内容多系指摘政府，暴露黑暗，而归结于中国急需变革，以暗示煽惑人民之变乱，种种影射既极明显，而诬蔑又无所不至。11月，中央宣传部密令各地禁止《清明前后》出版及演出。

　　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与愈发严峻的演出形势形成鲜明对比，这足以说明茅盾的“刀”有效震慑了黑暗势力，为重庆拨开阴云提供了强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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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锋初试踌躇满志“黄金案”曝光后，当局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下令查账，结果抢购了几千两黄金的几个大户只是退款了事，未受追究，几个挪用存款共同购存几十两黄金的银行小职员却被抓了起来，成为官僚政客营私舞弊的牺牲品。

　　“朋友们的希望期待之心，我是了解的。一个人纵使无能，仍然应当有进取之心；因此，我就决定要学着使一回刀。”茅盾在《清明前后》后记中写道。

　　茅盾一生颠沛流离，亲眼见证了太多反动派统治下的腐朽情形与惨淡民生，而借“黄金案”一事，他除了批判抢购黄金的达官贵人，更是将刀锋直指一切不公正现象背后操纵法律、堕落腐败的政府。因而，他在创作剧本时，也在人物设定等方面作了调整，比如将林永清从一个囤积黄金、牟取暴利的无良资本家，一个应受批判的对象，设定成一位胸怀抱负、兴办实业的爱国建设者，一个值得同情的悲剧性人物。

　　1945年9月，茅盾将《清明前后》剧本交给林朴晔，让他转交中国艺术剧社，然而剧社的演员们读过之后却陆续将剧本退了回来。宋之的找到演员询问，只得到委婉的回答：“茅盾先生的剧本，我们也不敢批评，不过我怕我演不好！”

　　在内行人看来，这部剧既没有心理描写让演员自由发挥，也没有一个“高光”场面，演起来和在舞台上举行讲演会没什么两样。离开演仅剩几天的时候，还有人向剧社领导建议取消演出。

　　但让人意外的是，《清明前后》演出后迅速引起轰动，在工人群体中引发的共鸣尤为强烈，有的工厂老板包场请工人看，永利化学公司甚至来信请求允许他们自己排演《清明前后》。

　　剧本的艺术性不足是事实，但《清明前后》的演出揭露了当时中国工业界的隐痛。原本被演员批评的讲演性质的怒吼式表演，在正式演出的时候却迅速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就连深耕戏剧界多年的曹禺在看完演出后也激动得立即跑到后台拥抱演员，称赞“这是我们中国舞台上第一个有‘话’的剧本”。

　　在重庆居住的几年里，茅盾一直活跃在抗战文艺阵地，《清明前后》的写作和演出是其居渝期间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效团结和联系起各界人士，为中国取得文艺话语权点燃星星之火。

　　重新回望茅盾在重庆的点滴，是释放山城历史活力、赓续红色文化基因的方式之一。茅盾与重庆的故事已经在单向的时间进程中完结，但其蕴藏的革命精神仍留待今人挖掘。